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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武陵、五溪地区

一、苗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苗族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自苗族公认的祖先蚩尤在逐鹿中原的战役中被黄帝擒杀之后,苗族就没有出现过公认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建立过全国统一的苗族政权,苗族人民一直处于被驱逐、被统治、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处于“有族属、无君长,有贫富、无贵贱和有君长、不相统属”的状况。

各地苗族世代相传,蚩尤是自己的远祖英雄。据文献资料记载,蚩尤部落集团原生活于我国东部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平原地带,曾同从甘陕黄土高原东下的炎黄集团发生激烈战争。后蚩尤战败被杀,其部落集团被迫离开东部平原,向西南徙入长江中游地区,并形成以“三苗”见称于史册的新的部落集团。这是苗族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

生活在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又逐步强盛起来,同尧、舜、禹为首的华夏集团发生冲突。斗争的结果是“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三苗”集团被分化瓦解。随着西周对“荆蛮”的多次用兵和楚国势力的扩展,苗族先民大部分被迫离开江湖平原,向西南山区迁徙,进入武陵、五溪地区。这是苗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迁徙。

秦汉至唐宋时期,苗族的重要流向,是从武陵、五溪地区向西、向南迁徙。向西进入川南和贵州大部分地区,有的经川南和黔西北进入云南;向南进入湘西南和广西,有的又由桂北进入黔南。这是苗族历史上第三次大迁徙。

元、明和清前期,由于战乱和天灾等原因,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并由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路线进入云南。这是苗族的第四次大迁徙。

清雍乾至咸同年间,苗族进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运动。其迁徙的基本流向,是武陵、五溪地区苗族继续迁往贵州、广西等地,贵州苗族则大量迁入云南各地,并经云南徙入越南、老挝和泰国。至此,苗族分布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扼制,苗族人民长期得不到稳定,总是在不断地受到冲击而疲于迁徙。而迁徙的去向又只能是统治阶级势力鞭长莫及的荒僻山区。长时期大幅度的迁徙流动,使苗族社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也使苗族社会财富遭到大量的损耗,苗族人民生活异常贫困,而迁入之地,又多是荒僻山区,恶劣的自然条件阻碍和延缓着生产力的提高,这是苗族社会发展长期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居住的分散,严重影响了苗族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易于被封建统治阶级各个击破,终于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民族政权,更无力去“问鼎中原”。苗族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和自由,他们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不屈,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二、城步苗族为了民族生存进行了大小上百次的反抗斗争

城步这个地方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该县西岩镇发现了新石器遗址。秦时,城步居住着古骆越人,秦始皇26年,命尉屠睢为统帅,发兵50万,分为5路进行南征。其中一路屯兵古田征剿“岭南诸蛮”,据《淮南子》和《古傩寻踪》等史籍记载,交战的结果,“伏尸流血数十万,尸骨遍野,血流漂橹”。这是有史料记载的中央王朝第一次大规模对城步境内用兵。

秦汉至唐宋时期,苗族大规模从武陵、五溪地区向南进入湘西南和广西。此时大量苗族进入城步,与原生活在这里的古骆越人融合。也正是从汉代开始,城步苗族开始了漫长的反压迫反征服的斗争。据《后汉书·本纪》记载:“孝桓帝元嘉元年秋七月,武陵蛮叛。”道光《宝庆府志·大政纪一》载:“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遣窦应明伐之,筑城守御。蛮亦屯结深山,有保都梁县山中者,号曰武冈”。到唐代宗广德元年,湘西南地区爆发了夏永领导的各族起义,邵州的武冈(今湖南武冈,治所在城步)是起义中心之一,唐军多次进行镇压,终未能将起义扑灭。直到建中元年,唐德宗派湖南观察史李皋率兵1万余人进攻,并调荆州、黔州、洪州、桂州兵马“助剿”,又从各处调兵5万余人进一步施加压力,改“剿”为“抚”,对义军各部实行分化瓦解,终使义军接受了“招安”。

唐末政治腐败,国势由盛转衰,各藩镇乘势纷纷拥兵自立,割据称雄。当时割据湖南的马殷不断派兵征伐五溪少数民族领地,不少首领纷纷献土“归附”,惟徽州、诚州首领潘金盛、杨承磊为了维护以苗族为主的“飞山峒蛮”的自主自立权利而奋起抗争。乾宁四年马殷进军飞山峒,潘、杨率义军主力偷袭马楚军的后方重镇武冈,马殷急调5000衡山兵救援。起义军退守飞山峒。直到乾化元年正月,吕师周率楚军击败了进攻武冈的义军,并抄小路偷袭飞山峒,义军伤亡惨重,潘、杨被俘牺牲,义军3000多人被杀戮。杨承磊族人杨再思迫于楚军威逼,为保民族生存,只好以其地附于楚,被奉为诚、徽州剌史。

据《续资治通鉴》卷143、174载,宋朝庆历三年,宋军竞颁布“杀一蛮人,赏钱十千”的告示,鼓励宋军多杀“蛮人”。道光《宝庆府志·大政纪·四》记载,宋嘉祐三年,武冈苗民起义,被邵州知州郭逵镇压,九十个团峒被毁。北宋元祐二年,绥宁、城步、靖州等地苗族人民在其首领杨晟台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举起了保“封土”斗争的大旗。宋廷派湖北转运使唐义顺率10000多官兵镇压。义军联合广西融州苗人共同抗敌,宋军大败,大将王安阵亡。宋廷又派谢麟、李湜督军镇压义军。谢、李和苏辙上书朝廷,极力主张放弃在苗族地区设置州县,缓和民族矛盾。宋哲宗下诏对杨晟台免于“追讨”,“诸路所开道路,始置砦堡并废”,从而保住了“封土”,维护了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主自立的权利。

据《宝庆府志》卷二和《武冈州志》卷二及《宋史·地理四》等文献记载,宋绍兴元年,城步再次爆发了以杨再兴及其子正修、正拱所领导的苗、瑶、侗各族人民起义,并迫使“绥宁县治移武阳砦”。绍兴二十四年七月,南宋“遣边前军统制李道”征讨,义军终因寡不敌众失败,杨再兴父子不幸被俘牺牲。这次起义前后持续20余年。

明朝建立不久,就派兵到西南各民族地区骚扰人民,勒索钱财,霸占田地,因而苗族人民反苛派、反卫所屯田、反官吏的斗争不断发生。明正统元年至天顺年间(1436—1464年),城步终于爆发了以蒙能、李天保领导的湘、桂、黔三省边境苗民大起义。义军以城步横岭峒和广西蒙固峒为根据地,先后攻下新宁、绥宁、新化、靖州、会同等州县。至景泰元年,义军势力西至贵州播州、隆里,东至湖广衡州,北至沅州,南至桂北。这年冬天,明廷遣大军前往天柱、靖州、东山、临口、城步、武冈等地镇压,义军退守广西。景泰五年九月,蒙能率义军50000人打回黔东。景泰七年四月,蒙能率兵攻打平溪卫时被官军火枪击中身亡,义军拥立李天保为首领,蒙能之子蒙聪为元帅,以城步横岭峒为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李天保自称“武烈王”,用蒙能所留之银印作敕书,制定了年号“建元武烈”,筑将台高九丈余,悬挂黄白旗,建立真龙殿,设立长坪府大寨县,称要“攻武冈,直抵湖广至南京”登殿。后率义军与明廷总兵官方瑛的70000余官兵鏖战5年,周旋于湘、桂、黔三省边区。天顺五年闰十一月,起义失败,李天保在贵州清水坪被俘,后在北京遇害。

李天保起义失败后,许多达官显贵乘苗民起义失败之机,大肆侵占民田,欺压苗民。五溪各族人民被迫不断举行反抗斗争。弘治十四年,城步、绥宁等地苗族人民在武冈莫宜峒大地茶园苗酋李再万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义军张挂黄旗,设立了天王、总兵等名号,李再万号称“天王”,聚众数万,攻城夺地。他们将官府霸占的良田分给苗民耕种,并对那些作恶多端的豪强地主乡绅进行镇压。据《城步县志》载,义军“靖州杀了刘巡检,武冈杀了欧战辉,次岩杀了李员外”,民心大快。苗民纷纷参加起义军,起义军很快控制了五峒四十八寨和广西义宁、新安等地,声势震动朝廷。明廷急遣湖广巡抚阎仲宇、总兵徐琦领兵65000余人,从武冈、绥宁、全州、兴安、义宁分兵八路进剿,截杀义军,义军抢占岩险,立栅自固,巧用滚木、垒石及长枪、药矢等奋力抗敌。因叛徒告密,官军抄小路潜至横龙界和大侯,攻入义军大本营茶园,苗军败走湘桂接壤的黄墙、炮溪二山,被明军围困,伤亡惨重,苗军统帅、“天王”李再万中砲身亡。第二年二月,苗军万余人趁冰雪封山之机沿藤而下匿于吊丝洞中,雪化后,明军上山断藤堵洞,苗军全部因饥冻死于洞内。据当年参与镇压苗民起义运动的刽子手吴宗周奏《处理城步蛮事宜疏》所载,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原约有5~6万人口,镇压后,尚活1万人。可见镇压之残酷,苗民死亡之严重。李再万起义被镇压后,明廷深感其统治在千里苗疆鞭长莫及,乃及时调整苗民政策,于弘治十九年在今城步北境首次实行“改土归流”,大批苗民被编入户籍册,结束了“民不上丁,田不上丈”的历史,使城步成为全国最早“改土归流”的苗族,并于弘治十七年划武冈、绥宁地设置城步县。

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沿袭了明朝后期的制度。至乾隆初年,城步土地兼并厉害,佃农人数激增,丁徭负担沉重,且官吏仗势欺民,迫使苗、侗、瑶等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乾隆五年,粟贤宇、杨清保在城步横岭峒和莫宜峒发动苗瑶起义,他们和广西龙胜一带的侗人吴金银、苗人张老金等起义军互相呼应。清廷急派镇筸镇总兵刘策名和盐驿道马灵阿进剿起义军,官军大败。同年七月,清廷派贵州总督、总理苗疆钦差大臣张广泗统兵13000千人,征剿义军。起义军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杨清保、粟贤宇先后被俘,壮烈牺牲。此后,清军血洗苗寨,残杀苗、瑶5000余人,劫掠妇孺5000余人。据《档案史料》记载,在这次苗民大起义中,城步共有20000余苗民被朝廷斩杀。而那些被抓获的义军家属和无辜苗民,也被分发到长沙、宝庆、辰州、沅州等府,转发各州县“晓谕土著人等,缴价承买,听其或为妻小,或为子女,或为服役。”将所得“价银”分赏奋勇兵丁。

城步苗族是一个历尽磨难、英勇不屈的民族。苗族先民从黄河、长江下游的东部平原,一路迁徙到今城步境内,被历代统治阶级撵进五峒四十八寨,赶进深山老林,受尽欺诈凌压,得不到休养生息,只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据史料记载,城步自三国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九溪十八峒至清末近1700年间,城步境内共爆发过大小起义和反抗斗争上百次之多,每16年发生一次。而据《武冈州乡土志·瑶种志》载,仅明清两代500余年,城步共爆发苗族反抗斗争56次,平均不到10年就发生一次,远远高于全国苗族地区“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起义”频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斗争均以失败告终,没能改变自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时间内赢得了民族的自立自主。

三、新中国成立后城步苗族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政权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苗族。

1926年6月,北伐军在衡阳大捷,革命形势高涨,中共湘区委派遣宝庆籍、广州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学员、中共党员胡植来城步苗区开展农民运动。与此同时,在省城从事工运工作的城步藉中共党员戴伟,也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回城步开展农运工作。7月11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城步进步人士肖昂在经费和粮食方面给予胡植、戴伟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以大力资助。这年9月,戴伟等人率先下到威溪乡,动员农民开展斗争,收缴了威溪乡团防分局的枪支。随后,他们又到白毛坪乡的上坪水、下坪水、腊屋等地宣传发动苗族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不久,此三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

该年10月,在中共城步党组织的领导下,城步农民协会筹备处正式设立,推选出戴伟、胡植、段森林、钟镇南、胡静、戴良勋、肖昂、易明甫、张同馨为委员,戴伟为筹备处主任。筹备处成立这天,大会根据群众要求,将原县政府委员蒋儒戴上高帽子游行示众,公开呼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革命口号。

为了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12月1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除讨论、通过有关农民运动的议案外,还就农民运动中的民族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了著名的《解放苗瑶决议案》。内容是:设法使苗瑶等民族加入当地农民协会,或助其组织单独的苗瑶农民协会;严禁汉族侵占苗瑶土地;开办苗瑶简易学校;汉族不得有侮辱苗瑶的言论;请政府严厉剿灭苗瑶地区土匪;请政府颁布解放苗瑶的命令,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援助苗瑶解除土司酋长之压迫。这个决议完全符合苗瑶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弱小民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在这次大会上,城步县农协筹备处主任戴伟作了《城步农运工作汇报》的发言,受到全体到会代表热烈赞扬,城步苗区农民运动工作成了全省的先进县之一。至1927年1月,城步苗区已建立区农民协会一个,乡农民协会五十四个,参加农民协会的会员达五千余名。城步农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并被写进了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2月17日,城步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城步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戴伟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肖昂为组织委员,戴良勋为宣传委员,彭升平为禁烟委员。同时还成立了县总工会、商民协会,女界联合会。

城步县农民协会成立后,夺取了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县政大权,领导农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在经济上给地主豪绅以沉重打击,收编了反动团防武装,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和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庙田会产、兴办农民教育,大力提倡国货,反对洋货,宣传革命思想理论,发展民族文化。

在此期间,县农协所组建的特别法庭,处决了苗族大土豪李章甫和李春甫,使全县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县农协还创办了“巫滨、育英、育才”三所农民学校,使城步苗区民众在文化上得以翻身。

1934年7月,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于9月初从湘南进入广西全州,9月8日到达广西资源之车田。作为红军先遣部队,红六军团根据中央指示,立即从车田出发,经黄龙翻越湖南界分两路进入湖南城步县境。红军在城步横水界与湖南保安第二十三团谭有晋部发生激战,大败国民党军。9月11日,红六军团与国民党李觉部之独立三十二旅、五十五旅在城步观音阁,下团莲花桥发生激战,战斗从下午四时打到次日凌晨,将敌军击溃。9月12日清早,红军进丹冲、上围洲界、应声崖、白木山、乌鸡山,进入湖南绥宁之上堡、界溪、赤板一带宿营。9月14日进入湖南通道县境,从而开展了史上有名的“通道大转兵。”

红军主力部队86000多人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于1934年10月中旬,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出发,开始进行长征。12月5日,红军主力从广西资源车田和堑头出发,经大湾进入城步杨梅坳,经下牛水到蓬峒的横路口宿营。此地为世居苗民,对红军极其友好。12月6日至12月11日,红军经茶园至五团、南山、长安营等地,进入绥宁和通道。红军经过城步苗区,五峒四十八寨的苗民非常拥护,他们为红军送米送菜,护理伤病员,送信带路,亲如一家。据不完全统计,为红军带路的有90多人,给红军主动挑担的有80多人,为红军报信提供情况的有12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收养红军伤病员的有70多户。由于给红军带路、收养红军伤病员而惨遭国民党杀害的苗民达100多人。

红军经过苗区,确定了“争取少数民族,消除民族隔阂,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民族政策。1934年11月29日,中央红军到达与城步相邻的广西龙胜时,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指出“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实行民族自决,苗人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同年12月21日又发布了《关于创立川黔边疆根据地工作的训令》,规定在中心工作时“要明确执行本部对苗瑶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规定“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进入湘西南时宣布:一要注意帮助苗民剿匪,二不经苗民许可不得进入民房,三对苗民之习俗、衣着不得干涉。所过之处,出布告,贴标语,宣传红军的宗旨及民族政策,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红军过城步,在城步苗区传播了革命精神,留下了革命火种,激励了革命斗志,指明了斗争方向。

1934年12月6日至12月11日红军主力过城步时,毛泽东同志编列于中央纵队二纵队,他随中央红军走过城步。城步苗区留下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足迹

1949年10月,城步县正式解放。从此,受尽历代统治阶级欺压和凌辱的城步苗族人民正式翻身得解放。

1951年8月,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对城步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和考察,受到城步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和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宣讲党的民族政策,解除苗胞顾虑。访问团副团长王克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城步各族人民赠送了毛主席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和毛主席相片及书画、手巾、丝线、钢针、药品等礼品。访问团分为三个组,跋山涉水进入少数民族聚居村寨访问,同群众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宣传民族政策,听取苗侗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根据苗乡人民的要求,访问团将调查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如实而详细的汇报。于是,从1951年下半年起,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原五峒四十八寨地区成立了17个民族联合乡,使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城步得到较好贯彻落实,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利。

1956年8月18日,城步县人民委员会根据本县苗族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向湖南省人民委员会递呈了要求设立“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报告。8月26日,经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撤销城步县,建立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决议,并于9月1日呈报国务院。

1956年10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三十八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撤销湖南省城步县,设置城步苗族自治县的决定》,1956年11月26日至30日,在城步县城召开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一届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11月30日,在县城举行3000人大会,热烈庆祝城步苗族自治县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分别发来贺电。

城步苗族自治县的成立,标志着城步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步入了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富庶和繁荣昌盛的新时代。至此,城步苗族才正式建立了自己民族的政权!城步苗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成为城步这一方神圣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城步苗族自治县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城步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经济繁荣发展、文化欣欣向荣的生机勃发的新城步。城步各族人民充分利用森林、草山、矿藏、电力、旅游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乳业、畜牧业、造纸业、水电风电业、竹木加工业、食品加工业、高山蔬菜业和旅游业等产业,充分改善民族教育、医疗卫生和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使城步苗乡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止2015年底,城步拥有苗、汉、侗、瑶等15个民族,30余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71000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7%,全县生产总值达33.5亿元,财政收入达3.9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2.6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8.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25元,农民人均收入5331元,森林覆盖率达到83.33%,是“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县”、“中国区域休闲旅游目的地城市”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百强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全国法治创建活动先进县,湖南省小康建设“十快进县”、湖南省“平安县”和综治工作先进县。

城步苗族的发展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苗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苗族。

参考文献:

1、魏源《圣武论》

2、道光《宝庆府志·大政纪一》

3、《武冈州乡土志·瑶种志》

4、清《城步县志》

5、《苗族通史》

6、《苗族简史》

7、《城步苗族简史》(雷学业、刘志阶主编)

作者简介:

雷学业,1962年4月出生,男,苗族,中共党员,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人,大学文化,现为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员、湖南省民族研究学会会员、湖南省苗学学会会员、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苗族历史、文化、民俗和苗族古代文字。主要著作有《城步苗族简史》、《湮灭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难解的城步古苗文之谜》、《城步古苗文字的前世今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苗族人民的政治生命》、《全国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比较研究》、《对于湘桂黔边区苗族习俗的调查与思考》等等,其中《全国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比较研究》获湖南省社科联2015年年会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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